也许是世纪末的人有太多解不开的情结吧，所以我主持的“红尘倾诉热线”一直很火爆，甚至常常有年长或年少的听众主动找上门来倾诉。

　　今年5月的一天，我接待了一位不寻常的听众：大学教授，一个儒雅中透出几分矜持的中年知识分子，像他这样的饱学之士能有什么化解不开的心理症结呢？

　　我坐在一旁静等着，他却天南海北说了一大堆不相干的话，末了才说：“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的学生中有一个是我的儿子，亲生儿子。”说着，他的鼻尖上一下子渗出细细的汗珠。他这才缓缓讲起已积压几年的心事——

　　插队时，我有过一个恋人，她不是我现在的妻子。她长得不算漂亮，但也不丑。你这个年龄的人，没法体会知青集体户中那种枯燥乏味、消沉无聊的生活。

　　她并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女人，我也未必是她最中意的男性。但在那些百无聊赖的日子里，集体户中任何一对男女知青都有可能暂时走在一起，男欢女爱，相互从对方身上获得心理或者生理上的慰藉。

　　当然也不乏真正的有情人，但我与她只能是大多数男女中的一对。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有两年多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们之间根本没有爱情存在，更多的是那种老年夫妻间的相濡以沫。我得承认的是，因为有了她，那段日子我心中多了许多温馨和平静。

　　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是我们在一张差点丢弃的吉林报纸上看到的。那时集体户正在忙着收稻子，我扔下镰刀一刻未停赶回家找出了还没扔掉的旧课本。在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里，我看到了改变现状的一线希望，而她却时常心不在焉，手里拿着书，眼睛却看着我发呆。我知道她高考复习仅仅是为了陪我，她的基础很差，希望渺茫。

　　第二年春节，我回家过年时收到了公社转来的录取通知书。我兴冲冲地去找她，她苦笑着说：“那咱俩的事儿就拉倒吧。”

　　说实话，高考结束后我就考虑过我们将来怎么办，但想不到她是如此冷静。我当时从心底里感激她。回到集体户后，我们仍一如既往，只是都心照不宣地等待着分开的那天。

　　可事情并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入学后不久，她来学校找我，她话不多，问我：“你看怎么办？我怀孕了，快三个月了。”

　　我心里一凉，说：“你怎么不早说？”我看到她的眼里充满了失望，可嘴里还是那句话：“你看怎么办吧？”我拿出刚刚发下来的助学金，说：“先做掉再说吧！我不能陪你去了，我功课忙。”

　　就这样，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。去信问到孩子的事，也不见回音。后来听说她回去后不久便嫁给了一个公社干部，秋天时生了一个男孩。再后来便是知青返城，她自然没能回来。

　　我到现在也弄不明白她为什么一定要生下那个孩子，那种情况下把孩子打掉是很明智的选择。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她太感情用事了。

　　我非常后悔当初没陪她去医院。她的怀孕，毕竟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我有责任帮她处理这个麻烦。如果当初我的态度不是那么冷冰冰，她的生活可能完全两样。我对不起她，更对不起那个孩子。

　　上大学没多久，我就爱上了一个同学，开始了真正意义的恋爱，特别痴迷。她很漂亮，更主要的是她的气质吸引了我，一点儿不像那个乌烟瘴气时代的产物。爱情的感觉是美妙的。她就是我后来的妻子，是我抛弃过去的动力。

　　1989年冬天，一个集体户的同学来看我。他质问我：“人家把女人最宝贵的青春给了你，你怎么可以抛弃人家？”我问他，我的青春给了谁。当然，事过境迁，追究这些都没意义了。

　　这些年，我偶尔也想起乡下还有个儿子，也曾想找个时间去看看她，但这个时间一直没找到。平心而论，我不是很诚心。想起那个孩子，我就觉得自己不是合格的男人，制造了生命，却不愿对他负责。特别他考上我任教的这所学校以后，我的负疚感就越来越强。

　　两年前，为孩子升学的事她来学校找我。那天她穿了件颜色鲜艳的西服上衣，脸上也有明显修饰的痕迹，可无论如何，她都不像40岁出头的女人，太老了，完全是一副典型的农村妇女形象。

　　她说，那个孩子已经高考了，但成绩不太理想，第一志愿是没希望了，第二志愿报的是我所在的学校，看看我能不能帮个忙，想办法录取。我说：“别说帮忙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　　她脸上露出一种无法描绘的笑容说：“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。”我不由自主地说了声：“对不起。”我是真心的，她的变化让我心酸。

　　不光是为她，我也说不清为谁、为什么，总之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就像没听见我说话似的，只顾分析录取形势，而那些话她起码重复两三遍了。我从柜子里拿出6000元，那是我背着妻子攒下、准备借给我弟弟买房子的。

　　我说：“入学时用得着。”她坚持不要。“我自己行。”一字不差，她就是这么说的。你别以为这仅仅是一个女人的刚强，20年了，她还在跟我较劲。我突然发现她是很可爱的，日子的艰辛并没让她麻木。

　　很快便开学了。我在新生入学那天见到了我的儿子，他形单影只、背着有些土气的行李来报到。当确定这就是我的儿子时，我鼻子一酸，几步就迈到他面前。他的长相更像他的母亲，但我却从他身上看到了那个19年前来到这里的男知青的影子。

　　我握住他的手，告诉他我是他妈妈的老同学，特意来接他。这时，接新生的系学生干部介绍我说这是某某系的韩教授，表情腼腆的儿子脸上一下子露出受宠若惊的样子，感激万分又很紧张地叫了一声“韩叔叔”。

　　看得出来，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存在。我将他送进寝室，指挥几个学生干部帮他安顿下来。临行时告诉他我的办公室在几号楼几层，如果生活上学习上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找我。

　　我不希望他出现在我的家里，尽管不会惹起什么麻烦。这可能就叫作贼心虚吧。他妈妈那天临走时跟我说，孩子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理解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，她不想让我认他。其实就算他什么都知道，我能认这个儿子吗？我没这个勇气。

　　我怕妻子闹，她是富有战斗力的女人，别针大的事，她也能折腾得大家筋疲力尽。眼看奔五十的人了，我不愿生活再有波折。我是不是很自私也很脆弱？

　　几天后，我正准备侧面了解一下他的情况，他却拎着一小包老家的特产和一袋水果出现在我的办公室。他已经换上了学院新发的运动服，高高的个子看上去很挺拔。他客气地说这几天军训太忙，实在没时间来看望我。

　　我问及他这几天的情况，他一一回答，顺便提到班里正在选拔班干部，如果韩叔叔方便的话希望能帮个忙说几句话。他的措辞竟和他妈妈一样——“帮个忙”。

　　你能想象我听见这三个字时的心情吗？当他把手里的东西恭恭敬敬地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时，我心如刀割。活了这么大岁数，我第一次想哭。如果他有一天得知办公桌后面坐的是他的生身父亲，会怎样仇视我呢？

　　当然，他那个小小的请求如愿以偿了，而且干得很出色，后来当上了系里的学生干部。他在学院的社会活动中投入了过多的精力，整日忙于出黑板报、组织各种社团工作。

　　我明白他的心思，他是想通过出色的表现为自己找个好前程，毕业时能有个好去处。我当年下乡的地方现在仍很落后，每个考出来的学生都拼着命不愿再回去。我跟他谈过一次，问他将来的志向是什么。

　　你猜他怎么回答？“成为城里人。”那晚我一夜没合眼，脑子里总也抹不掉他说这句话时的神情，那张幼稚的脸上充满对农村的厌恶。

　　我到系里借故翻了翻成绩单，发现他的成绩很一般，特别是外语的分数少得可怜，系里的老师也反映他似乎对这个专业并不感兴趣，看来考研是没有指望了。我更理解他的良苦用心，留校做学生工作也许是他最好的结果。

　　有一天在校园里遇见他，他气喘吁吁地从老远跑过来跟我打招呼，肩上扛着一个四五岁的胖孩子。他说是班主任的儿子，正给这小孩做家教，哄着这小孩玩。这时孩子拍着他的脑袋不耐烦地喊着：“驾，驾！”我的儿子脸上挂着讨好的笑，一路颠着唱着走了。

　　今年元旦，我忽然发现儿子身边多了一个女孩，两人形影不离。那是相貌几乎称得上丑陋的姑娘。我惊诧于这个意想不到的组合。

　　后来我了解到那个姑娘的家庭有着不凡的背景，我意识到我的儿子正为了自己的前途而做出牺牲。犹豫再三，我还是把他找到了办公室，拐弯抹角地谈到了他的女朋友。我问他：“你真喜欢她，或者说爱她吗？”

　　儿子一愣，便面不改色地说了那姑娘一大堆的优点、长处，当然他不肯提到她的家庭背景，然后又说她是如何地爱自己。

　　从他的滔滔不绝中我可以想象，我的儿子为了某种目的是如何欺骗那个姑娘也欺骗他自己。我近乎残忍地打断他的话说：“你不觉得她长得太说不过去了吗？”

　　他一下子变了脸色，低下头掩饰着自己，但我仍能看见他的眼里噙着泪花。我第一次真正从心底里涌起一股父亲的柔情，走过去摸了摸他的头。

　　我想说人不能这么活着，对不起别人，更对不起自己，这是男人最后一道自尊了，这跟用身子换钱的妓女又有什么两样。

　　可我只说了句：“分配的事，韩叔叔会尽力帮忙的。”我没有资格替他安排活法，因为到现在我也说不清究竟什么样的活法是对的。

　　他隔了很长时间才抬起头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家里供我念书，爸妈太苦了，我一定得活出个样子，让他们过上好日子。”

　　又开学了，每天走在校园里我都怕见到他。我已经意识到，和他相处这四年将成为我下半辈子的一个阴影，今后无论事业多成功，哪怕获得诺贝尔奖，我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了。

　　作者附记：

　　这个改变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年轻人生活的教授低垂着头颅。我能说些什么呢？当年的选择并没有使他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美好生活。

　　整个交谈过程中，他不止一次提到活法，提到假如。这或许是他下半生常要想起的话题吧。